初学集卷二十一
○杂文（一）
（春秋论一）
《春秋》书曰：“晋赵盾弑其君夷皋。”欧阳子曰：“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，而从三子信为赵穿。”欧阳子之意，主于掊击三子，而未尝于左氏之传易其心而求之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“乙丑，赵穿攻灵公于桃园，宣子未出山而复。”太史书曰：“赵盾弑其君。以视于朝。宣子使赵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。壬申，朝于武宫。”左氏之证赵盾之弑者有三：灵公在则出奔，闻弑则未出山而复，一也；弑君者穿也，逆新君者亦穿也，而宣子使之，二也；太史以不讨贼责盾，盾以诒伊戚自责，俄而使之逆黑臀焉，于讨贼之说何居？三也。左氏证盾之弑君，可谓深切著明矣。而曰信为赵穿者，何也？亡不越竟，反不讨贼，董狐之狱辞也。盾而不与闻乎弑也，则亡必越竟。不越竟，则必与闻也。盾而不与闻乎弑也，则反必讨贼。不讨贼，则又必与闻也。反而讨贼，则贼之主名穿也。反不讨贼，则贼之主名盾也。譬之律家，杀人，穿，下手之人也；盾，造意者为首也。故曰：“非子而谁？”此董狐之狱辞也。孔子曰：“越竟乃免。”越竟乃免，犹云讨贼乃免也。讨贼则必越竟，不越竟则必不讨贼，此一事也。孔子诛盾之心，以其与闻乎弑，而必不肯越竟，则反不讨贼，又不待言也。董狐断赵盾之狱以两言，而孔子以一言，孔子之议狱也精矣，左氏之记事也核矣。
（春秋论二）
以高贵乡公之事按之，则可以断赵盾之狱矣。盾自帅中军，废置生杀，盟会侵伐，皆出其手。士会曰：“盾，夏日之日也。”举国畏之久矣。灵公欲杀之，非独患其骤谏也，愤其专也。高贵乡公出怀中黄素诏投地曰：“行之决矣，正使死何惧。”亦此意也。成济者，盾之赵穿也。穿与胥甲父同罪，而穿庇之，欲以有为也。贾充叱成济曰：“司马公畜养汝辈，正为今日。”盾之庇穿犹是也。陈泰者，盾之董狐也。盾曰：“呜呼！我之怀矣，自诒伊戚。”司马昭见泰泣曰：“玄伯，天下其如我何？”泰曰：“惟腰斩贾充以谢天下。”又曰：“但见其上，不见其次。”昭乃更不复言。盾与昭之情状何其似也！昭能收成济斩之，盾不能，何也？成济奴隶小人，昭视之孤豚腐鼠耳。穿者，盾从父昆弟之子，使之掌兵得众，以行其弑逆。弑君之后，使将而迎新君，不解其兵柄，以自固也。昭之杀济也，以解众也。盾则何解之有？齐史书曰：崔杼弑其君。崔杼杀之，犹有畏心焉。盾于晋史之书弑也，坦腹而当之。彼以为国之命，负仁俭恭敬之伪名，为国人之所与，虽弑其君，而可以不惭也。盾未尝辞弑君也，左氏未尝不信盾弑也。百世之下，儒者曲为之解，不已愚乎？苏子繇曰：“亡而不越竟，反而不讨贼，安知盾之非伪亡，而使穿弑君？”曰：“盾非伪亡者也。盾在国中，惧灵公挟之以为质。盾出而穿可以纵兵无所忌也。”《公羊》曰：“赵穿缘民众不说，起弑灵公，然后迎赵盾而入，与之主于朝，而立成公。”穿之迎之也，盖曰：君弑矣，君弑则可以复矣。此盾亡不越竟之案也。
（春秋论三）
《左传》曰：“许悼公疟，饮大子止之药卒，大子奔晋。”书曰：“弑其君。”此叙许止弑君之案也。止之弑君，孰书之？许之国史书之也。孔颖达曰：“仲尼新意实非弑，而书弑，非也。”然则悼公曷为书弑？止弑之也。左氏曰：“饮世子之药卒。”公羊亦曰：“止进药而药杀也，止之弑悼公，以药弑也。”以药弑，与以刃弑，有以异乎？《左传》又曰：“大子奔晋。”止药杀其父，身为药主，不繇国医，国人不与而奔晋也。传书奔晋，所以成乎其弑也。自《公》《穀》主不尝药之说，而后儒纷然聚讼，曰：止非实弑，《春秋》加弑焉，以讥子道之不尽也。夫子道曰不尽云尔，加弑焉，与商人蔡般等。孔子之制法，若是酷乎？不尝药曰弑，推刃亦曰弑，商人蔡般不有佚罚乎？然则二传何为而有此言也？曰：此必许止弑逆之后，欺罔其国人，哭泣儜粥，伪哀痛以自盖也。流闻者不察而信之，是以传于此言也。不立乎其位以与其弟，则不奔晋。大子奔晋，则虺之位非其兄之所与明矣。奔晋之后，死不死未可知，曰未逾年而死，吾无征焉尔。《左传》载君子之言曰：“尽心力以事君，舍药物可也。”人子尽心力以事君，犹舍药物，而况于以药弑乎？左氏之书，往往旁摭异闻，盖《公》《穀》之前，已有不尝药之说，故引君子之言以驳正之，非真以为不舍药物而加弑也。《公羊》曰：“君子即止自责而责之也。”《春秋》之立法，犹律令也。律令之议罪也，必傅其所当比。以其人之自责而入之也，亦将以其人之不自责而贳之乎？如是而何以为刑书？
（春秋论四）
自公孙弘、董仲舒为公羊学，武帝尊公羊家，繇是公羊大兴，西汉多引公羊家断狱。张汤为廷尉，欲傅古义决狱，乃请博士弟子治《尚书》《春秋》，补廷尉史，平亭疑法。以汤之酷烈如此，况其它乎？朝廷有大议，儒者往往引经谊裁断，一言而决。至使人主宰相，相顾叹息。于经术则善矣，以此为折狱之准，则非也。汉律不可见矣，唐、宋以后，各有律法，前主所是著为律，后主所是著为令。顾欲引《春秋》之义，断后世之狱，是犹禁奸盗以结绳，理文书以科斗，岂不缪哉？汉世去春秋未远，《公》《穀》之学，即齐、鲁之学也。援《春秋》以断汉狱，犹为近之。本朝去汉远矣，而况于春秋乎？乃欲以赵盾、许世子止之狱辞，傅本朝之律令，不已迂乎？近代进药之狱有二，以唐事断之可也。世宗之升遐也，与唐宪宗相似，柳泌、僧大通付京兆府决杖处死，方士王金等之议辟，宜也。李可灼之事，与柳泌少异，以和御药不如法之律当之可也，当国大臣，则有穆宗贬皇甫之法在，不此之求而援引《春秋》书许止之义，效西汉之断狱，此不精于经谊之过也。
（春秋论五）
自古谗佞小人，唱邪说以摇国论，未有不援引经谊，粲然可观者也。本朝穆庙初，大臣欲反王金之狱，则曰先帝不得正终，子无改父。此亦佞人之言，似是而非者也。赵昭仪倾乱汉室，亲灭继嗣，司隶请事穷竟，丞相以下请正法。议郎耿育上疏，以为愚臣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匮之计，又不知推演圣德述先帝之志，乃反覆校省内，暴露私燕。晏驾之后，尊号已定，万事已讫，乃探追不及之事，讦扬幽昧之过，此臣所深痛也。即如臣言，宜宣布天下，使咸晓知先帝圣意所起。不然，空使谤议，上及山陵，下流后世，远闻百蛮，近布海内，甚非先帝托后之意也。孝子善述父之志，善成人之事，唯陛下省察。育之言皆应经谊，岂非佞人之尤者乎？近代小人，訾挺击、移宫之事者，曰慈曰孝，上痛山陵，下惜宫禁，皆耿育之议为之祖也。《春秋》书曰：“夫人孙于齐。”《左传》曰：“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，礼也。”夫人姜氏薨于夷，齐人以归。夫人氏之丧至自齐。《公羊》曰：“贬必于重者，莫重乎其以丧至也。”何休曰：“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，必于臣子集迎之时贬之，所以明诛得其罪也。”吾夫子，鲁之臣子也，于鲁之二夫人，大书特书，无所忌讳。耿育之所谓暴露私燕，谤及山陵者，吾夫子其戎首也哉？
天启进药之狱，蒙有猜焉。进药决之禁中，阁臣不为药主，一也；光宗寝疾弥留，非以红丸故，奄弃万国，二也；舍崔文昇而问李可灼，三也。穀梁子曰：“于赵盾见忠臣之至，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。”儒者相沿服习，以为精义。执此以断斯狱，则过也。高新郑，非小人也，假经义以讼王金，比于佞矣。异议者奉其言为圣书，则舛也。既而曰：《三朝要典》，允称信史。光庙《实录》，亟须刊定。阐累朝之慈孝，洗君父之恶名，莫不援据经谊，依附忠厚。庄生有言：儒以诗礼发冢。其是之谓乎？余故作《春秋论》五篇以证明之，知我罪我，亦以俟后之君子。崇祯元年四月甲子记。